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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宗篇46 北定漠北


建隆十一年初秋,在兴国之战还没有一个明确结果上传抵京时,皇帝圣躬驾临岳桦宫,看望抱病在榻的母亲萧绰。萧太后常年修身养性,少俗务繁累,因此身体一向保养得不错。

然而,终究敌不过岁月的侵蚀,毕竟已过古稀之年,过去几年身子骨一直不太好,用再好的药补都无大用,让刘文济深感忧心。

萧太后,不仅是刘文济的母亲,更是他一路走来登上皇位的最大功臣,是几十年隐藏于他身后最重要的谋主。可以说,刘文济能有今日,是萧太后一手造就了他,也可想而知刘文济对萧太后的感情。

看望之余,刘文济以当年“契丹亡国”之事向萧太后致歉,但他还是小瞧了老母亲,萧后在契丹事上不说话,不是以沉默表示不满,只是不便开口罢了。

感刘文济内心之复杂多虑,萧太后仍是她坚持了几十年的态度,身心已入中国,再无契丹。刘文济又咨之以漠北事,人老心明的萧太后,认识依旧清醒,意见很明确,乃蛮金国,宜早除之,草原大漠,宜分治之。

经过与老母亲一番简短却深刻的谈话后不久,刘文济彻底下定北伐大漠、攻灭金国的决心,并且,就在十一年秋,在秋高马肥,金兵最常南掠的季节,朝廷出兵了,正式开始直面并解决漠北之患,也拉开汉帝国对乃蛮金国全面反击的序幕。

当然,这是基于滇黔之乱进入尾声,西南大局趋于稳定的前提,否则以刘文济在军事上的稳重与谨慎,也未必就会如此急切。

综刘文济统治生涯,虽然一直面临着各种来自朝野内外的压力,但他对自己的作为也向来是清醒的,他极度渴望给自己的统治披上一层神圣而华丽的外衣,但绝不包括军事冒险。

不管是滇黔之乱,还是漠北之患,最终诉诸于军事打击,其主要目的仍是为帝国的安全与统治。即便忍耐持重若厮,在发动北征之时,还是有人忍不住挑刺,闲言碎语,含沙射影,指责朝廷南征北战,是在穷兵黩武。

太和楼中的清谈阔论可以当耳旁风,那里议政之风从来开放,有反对也必有支持。真正让刘文济感到糟心的,还是朝中一些官员的意见,还是他比较倚重的文臣。

比如集贤殿大学士、礼部侍郎刘筠,就以西南未定、不宜北征上书谏阻,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北征不利因素,希望皇帝能偃武修文,以安天下人心......

对于刘筠一番建言,刘文济是出奇地愤怒,收到奏章后,即将刘筠召至驾前,狠狠地批判驳斥了一番,然后将其贬到漠南担任学政,让他在狼烟四起的塞北,亲口问问边地的军民,天下可安?人心可定?

刘筠是雍熙朝的进士,曾与大学士杨亿并称“杨刘”,在才学上虽然不如杨亿那般有灵气,但凭着扎实功底、清简风尚、标准道德,几十年下来也成为帝国文坛巨匠,士林领袖。

刘筠曾任中书舍人、知制诰,也曾知贡举,还常年在政法大学堂担任教授,还在那里,与考入大学堂的包拯结下了一段师徒之缘,他是“包大人”的人生导师与仕途上领路人。

刘文济对刘筠抑或持类似观点臣僚的愤怒,根本原因在于,他被双标了,这是尤其让他讨厌,撕裂他内心的行为。要知道,建隆九年时,他为何按捺不举,就是因为顾及西南。

如今,西南已然大局在握,正欲向北安民建功,刘筠等臣又拿此等言论来劝阻乃至指责,这十分让刘文济怀疑他们的居心。甚至于,让刘文济产生一种,他对这些文臣“太好了”的反思,否则岂容其如此放肆。

心情激愤时,刘文济是很想拿世祖时期的诸多大征来举例的,与之相比,他的建隆时代就已经不只是克制了,但依旧免不了以偏概全、断章取义者。

然而,刘文济心里又深深地明白一个道理,他毕竟不是世祖皇帝......

汉帝国于建隆十一年秋进行的北征,严格意义地来讲,只能叫“汉军出塞”,不管从目标上还是规模上,都只是朝廷大举北伐灭金的一个前奏,但真正动员起来之后,就奔着决战去了。

对于和平多年的帝国军队来说,即便常年保持着不错军事装备与训练的边军,从治安维持转移到真正的战争轨道,这种变化依旧是需要一个过程的。

因此,此次秋伐,汉军出动军队的规模并不大,只分两路进军,一路以萧惠为主将,率领禁、边骑两万五千余军,自漠南出,远击漠北,目标直指金国腹地的地舻朐河流域,在那里分布着诸如塔懒、河董等自契丹沿袭而下的城池,是漠北草原中部核心,也是连接东西,维系金国对漠北那并不牢靠统治的要害通衢。

萧惠,这个契丹族出身的大将,这把刘文济磨了整整二十年的刀,终于到出鞘的时候,被用在漠北事上。同时,这也是时隔近六十载,大汉铁骑,再度横涉大漠,远征绝域。

当然,仅从地理环境与时代背景来说,漠北之于汉军,已经不算绝域了,至少不像过去那般陌生,同时萧惠军不只全部骑兵武装、高度骡马化,还有一大批草原部族作为仆从向导。

在契丹灭国后那些年间,帝国朝廷可不是什么都没做,全然坐观金国的扩张、与饶乐的厮杀,至少在漠南地区,山阳道司对南附的原契丹国民进行了相对妥善的安置与约束,奉枢密院军令对溃散之契丹兵卒也有了重新编练,对漠南的地理气候、金国金兵都有更为详细的了解、整理、熟悉,一切的一切,都是为动兵之用。

而出漠南之萧惠军,仍然只是一支偏师,朝廷真正的大动作,正是在“汉金”交锋第一线,饶乐、燕北地区。燕北都指挥使董从俨,在兴国之战中的表现,获得了刘文济的信任与大胆起用,直接被任命为漠北行营都部署,总燕北、饶乐、安东及一部分山阳边军,计七万步骑,北讨金国,目标大泽地区(呼伦湖)。

当然,名义上的北伐统帅,这个名誉,刘文济给了饶乐王刘昕,作为一种安抚,而老王爷在常年与金国的鏖战中,又经兴国之围,已经病倒了。因此,董从俨就是东路军实际的主帅。

王师一发,地动山摇,漠南、燕北这两路军加起来,就是十万大军了。到此时,刘金才真正感受到,与一个认真的、强盛的中央帝国交手,究竟是怎样一种体会,过去十多年的胜利,多多少少给他带来了一些错觉,即便他自认已经足够冷静了......

汉军北上之时,刘金仍驻静边城,率领部众在大泽及周边草原就食恢复,兴国之败,对他而言算得上一次大挫败,但还不算伤筋动骨,伤亡严重的是征服不久的仆属部卒,他乃蛮本部精锐,死伤还不算严重。

因此,在汉帝国北疆进行动员的时候,刘金也在休养恢复,集兵聚将,准备趁着秋高再度南下,找回场子。恰逢汉军北上,这正合刘金之意,汉军送上门来,正可借主场优势歼之。

面对帝国联军汹汹而来,刘金并不畏惧,他使用其一贯的战术,派出数支骑兵,轮番南下,骚扰迟滞汉军,意欲在“疲敌”之中,寻找战机。

事实证明,董从俨在兴国之战的表现,并不是昙花一现,对于金兵的战术,他早有应对,行军的军阵,诸军的任务,应急准备措施,他安排得井井有条的。金兵的疲兵战术起到了作用,但并不大。

当然,最关键的地方,还在于汉军充分的准备,步骑结合,是汉军对付游牧骑兵传统战术,这个传统也再度被董从俨使出来了。

金军兵少,那是来送;兵众,足以拒之;若是来攻,更是求之不得。因此,到九月底时,董从俨军历经辛苦跋涉,终是成功饮马大泽,遥指静边城。

在这个过程中,刘金做了诸多努力,但一无法阻止汉军进兵,二则难以寻到真正有利的战机,只能一步步眼睁睁看着汉军的阴云笼罩在大泽草原。

而进入大泽腹地之后,汉军在行动就积极多了,兵分两路,一路由安东国大将刘尚远统率两万骑兵,游弋搜猎,寻找金兵主力,董从俨自己则率领中军步骑,继续向静边城挺进。

这种局面下,刘金最终选择撤出静边城,将之拱手相让。倒是刘尚远军,刘金与之交手几次,但没有一次达成目的,一是刘尚远能打,汉骑难歼,二是不敢投入全部力量,怕被汉骑纠缠上,引来主力。

在一种相持拉锯的局面上,双方从秋季纠缠到冬季。入冬之后,天气渐寒,刘金再度改变战法,他抛却老弱,放弃大泽部众,任其避祸,集结了五万精骑,备足粮草,躲了起来,同时截断汉军粮道

刘金是发现了,正面与汉军对抗,还是很吃力,即便胜了,死伤也严重,因此,他打算借“长生天”的力量,寒冬的漠北有多可怕,他再清楚不过了,而七万汉军,想要生存下去,困难是格外艰巨的。

刘金的判断并不能算错,因为在这个冬季,在静边城冻死冻伤者,数以千计,但东路汉军出征之前,携带有充足的军粮,除了专门的辅兵,每人每马皆负三月干粮,同时在战事前期,一直有源源不断的粮草从燕南—燕北—饶乐送抵前线,虽有不少在金兵的袭击下损毁了,但成功抵达前线的仍旧有不小补足。

从寒流席卷,天降大雪,以及金兵躲避兵锋开始,各部汉军在董从俨的命令下,便进行严格的补给配发,节省口粮,以静边城为依托,生生扛过了整个冬季。

同时,出征的汉军,不管是塞北还是饶乐、安东,对寒冷的耐受程度上,也并没有刘金想象般的差,尤其是燕北、饶乐、安东之军。

即便如此,汉军都死以千计,熬到后面,军中也开始杀牛、杀羊乃至杀马。而作为对手,在漫天雪白之下,刘金统帅下的金兵,同样死伤惨重,天地之力,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,只看谁更能熬。

当然,在这场对峙中,最惨的应该是那些当地部民,他们被刘金抛弃了,抛弃之前,还被收缴了大量口粮及牲畜,等待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。为了战争,为了击败甚至全歼汉军,刘金不顾一切,采取了最极端、最残酷的策略,

很大泽部民没办法,选择往静边城的汉军投降,希望获得口粮,求得活命机会,但汉军连自己都尚且顾及不全,又怎会在意这些敌部的死活。

草原上的战争,从来都是残酷的,这是极端恶劣地理气候条件造成的。等到十二年春,当气温渐渐回暖,冰雪逐渐消融,刘金依旧未能等到他期待的战机。

汉军在充足的准备之下,虽然死伤不少,但依旧坚持着,并且积极迅速地派军,打通粮道,在汉骑的护送下,来自汉帝国的后勤军队,继续跨越千里,向静边输送着粮草。

面对这种情况,反是刘金统帅的金兵主力,已经趋于崩溃。到最后,从拒敌之战,变成生存之战,在小心观察之后,终于按捺不住,向一支五千多人的汉军后勤军队发起突袭。

不出意外地出意外了,那就是董从俨给刘金设的一个诱饵,在一种马瘦毛长、兵困粮乏的局面下,汉金之间展开了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大会战,也是决战。

但交手规模,可比开战之初的声势小多了,汉军分前后军共六万多人,金兵不足四万,会战的结果,汉军全胜,金兵惨败,几乎全军覆没。

在一种近乎绝望的疯狂之中,很多金兵都不愿逃跑,要么战死,要么投降。最大的意外或许在于,刘金这个称霸一时的枭雄也倒下了,死在一支不知发自何人何弓的流矢之下,既不英雄,也不壮烈。

随着的刘金的头颅,被飞马传送洛阳,漠北之患也进入到收尾阶段了。这是一个很出人意料的结果,很多帝国大臣都看不明白,为什么滇黔之乱,持续了三四年,而明显更加强势难缠的乃蛮金国,竟然被董从俨一战而定。

当然,漠北的平定,也并非东路军一军之力,在汉金双方于大泽地区艰苦鏖战之时,萧惠已然率领汉骑,将漠北中西部一扫而空,若非天候的原因,都要挺进空虚的乃蛮老巢了。

于汉帝国而言,这场战争,最大的消耗,并不是漠北战场上的损耗,而帝国动员北方却未尽其用,从而造成的大量非战损失以及浪费。

同时,金兵之败,刘金之死,只是漠北走向平定的一个开始,余乱又持续了三年多,主要是刘金后裔以及乃蛮余部,在漠北继续为祸。

不过,随着建隆十四年,萧惠率领种世衡、狄青等将,横扫漠西,踏平乃蛮诸部,勒石金山之后,漠北广大地域方才再度进入一个长期的安定状态。

当然,乃蛮人在漠北的痕迹也并未完全消除,一部分西迁,一部分被朝廷册封的草原部长吞并,还有一部分逃到北边,与翰难河下游地区的蒙兀室韦逐渐融合。

乃蛮金国崩溃之后,漠北地区可谓满目疮痍,一派混乱,这一回,帝国没有再继续放任一个什么游牧政权了,而是建立了一个直接听命朝廷管辖的漠北都护府,下设统军、巡抚、税务三司,分区分别管理当地部族。

漠北的平定,是刘文济统治下大汉帝国走向极盛的重要标志之一,同时,这场几乎波及整个帝国北方的战争,主要成就了两个人,一董从俨,二萧惠,两人皆以殊功,进入枢密院,成为刘文济统治中后期帝国军坛的重要风云人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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