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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宗篇8 走进新时代


端拱二年春二月,皇帝下诏,康宗梓宫起行,南下汝州,葬于平陵。至出发时,刘文澎的御体已经在垂拱殿躺了差不多十四个月了。(太宗陵寝位于泽州,曰元陵。)

        而随着刘文澎下葬,也意味着大汉帝国彻底告别康宗时代,正式迎来属于刘文济的时代。返京不久,刘文济即下了一道“宣政诏”,明示天下,这是在登基一年之后,刘文济正式向内外上下臣民传达他的治政理念与施政纲领。

        诏文很长,内容很多,但精炼下来的意思,却清晰简练。总的来说,就两句话:罢平康之政,匡康宗之失。

        过去的一年,朝廷在运转上,还是基本维持着平康时代的模式,但比起平康时代,朝堂之上却是截然不同景象,自皇帝以下,所有忠正之臣、有识之士,都在反思康宗朝出现的问题,以为殷鉴。

        关于这方面的事务,前前后后,刘文济收到了几百道奏章,仅从奏章上看,很多大臣的确做出了深刻而认真的思考,可谓痛定思痛。虽然不乏对刘文济的劝谏,但这股风潮,他却在默默地推动,写得好的,还专门拿出来推荐给大臣们看,交由宣慰司刊发。

        因此,有了差不多一年的酝酿,刘文济又选在康宗下葬之后,来表明心迹,阐明用政思想,自然起到不同凡响,拥护者甚多,至少在有康宗打底在前,刘文济表现得可太有明君风范了。

        然事实上,即便已经坐稳皇位,在发出自己的声音,发挥皇帝权力的事务上,刘文济依旧显得谨慎。他只是在康宗“无为”的基础上,增添那么一些微的“有为”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在具体的操作上,刘文济也只明确提出了四点:禁奢靡,倡简朴,废大工,树新风。

        禁奢靡与倡简朴实则是一体的,只不过比起太宗时期的严格约束,严厉打压,刘文济态度与手段都要缓和几分,同时只在国资公费的支出上划红线,至于私财,只做提倡,未有强令。

        废大工,单指康宗的“水晶宫”构想,自其驾崩之后,就停工了,民夫被发还,建筑物料废置,连临时工程营造指挥部都基本解散,一干营造官员及宦官,在停工的情况下,靠着先期拨下的款项,还快活了半年多。后来遭人举报,尽数被杀头。

        关于西苑行宫的问题,实则有人建议继续修的,毕竟先期投入巨大,湖都已经掘出来了,宫殿的地基也打了一半,沉没成本太高,为免浪费,可修建完成,也给皇帝一个就近避暑纳凉的地方,哪怕仿东京的琼林苑。

        然而,经过审慎思考,政治优先的原则站了上风,刘文济最终还是选择彻底停罢工程,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,展现出自己与康宗的不同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是,已经耗费大量人财物力的半成品的西苑避暑行宫,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,而烂尾的工程,荒废的人工湖体,则成为皇家园苑间一道巨大的伤疤,非沧海桑田难以恢复抹平。

        至于树新风,则是针对康宗时期,尤其是后期时,朝廷上下,权贵内部,诸多纲纪废除,斗争无度的现象,因此刘文济特地擎起太宗遗风的大旗,表示要效太宗明法强法之政策,严肃律令,整饬违法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,刘文济心里还是有数的,风纪败坏起来很快、很容易,但要扭转,却非一朝一夕的功夫,需要更多的耐心,更强的权威,以及更多实际的动作,杀足够多的鸡,儆更加多的猴

        即便刘文济的“新政”充满了保守与妥协的味道,但沿着既定的规划,耐心而从容地走下去,他这个皇帝做得越发自如,权威也就在悄然之间加速建立,并巩固起来。

        皇权交接,新旧朝更替之际,总是会怠慢许多事情,比如三年一度的国家大考,科举大士。需要提一嘴,依常制,平康八年本有一次大考,然而那一届被康宗皇帝给取消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表面上是因为他要准备祭天与北巡之事,实则是为了进一步打压与他作对的李沆为首的一批庶族官僚,因为他发现,在平康朝的两届科举中,李沆等人通过贡举发掘、提拔了不少寒门出身的官吏。

        你要说康宗皇帝愚蠢吧,他对付起人来,还往往抓得住重点,打你要害。然而做出的事情,你又实在难以称之为聪明,当时还说出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:朕疾天下昏官冗吏多如泥沙,正欲澄清,何增新员?

        坊间有传闻说,前宰相李沆在归养之时病死,就是因为听了皇帝罢科举的举措以及那番言论后,一时激愤,气死了.

        因此,对于帝国天下士子、广大僚吏来说,朝廷于端拱二年三月重启的科考,是时隔整整五年后的一次恩次,此举注定收获人心,为天下士林、僚吏、学子所拥戴。

        同时,本次贡举,也是自开国以来,历届常制举中,最终参考人数最多的一次,足有八千多人,可谓一时极盛。

        皇帝刘文济以礼部尚书、同平章事陈尧佐知贡举,为大考总监。陈尧佐是在徐士廉遭贬之后,由两浙道上调中枢,拜相,这固然是一种“回报”,同时,礼部尚书同平章事,这样的官衔,已经几十年不曾出现过了。通过这项任命,皇帝也表明他对“德育教化”的重视,或许,这就是读书人春天真正到来的前奏.

        与陈尧佐一道被回报的,乃是兖国公王增,他从荆湖北道调任宣慰使,掌管朝廷中枢的喉舌,就冲他当初在继位之前的果断靠拢,即便他与王氏家族出的力并不起多少实际作用。

        而王增履任之后,兴奋之余,也更加卖力,毕竟二十多年来,第一次真正触摸到重振家声的希望。王增到任宣慰司的半年时间内,就用实际行动表现着他对新皇的支持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与下属的僚属与笔杆子们,是挖空心思、绞尽脑汁,从方方面面、各种角度来论证皇帝继位的合理合法与合情,邸报上,更是连篇累牍地称赞皇帝继位以来所有的端重、谦和、宽容、礼贤之言行。

        康宗下葬,宣政诏颁,王增又组织人手,开始仔细研读、分析、审量,穷尽力气地挖掘其中先进的思想精华与政策理念,并从诸部司衙门乃至民间搜罗政论文稿,宣报之上,也紧跟着出现了大量政策解读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甚至导致宣报的民间销量都有一定下挫,毕竟平民百姓、市井小民,谁关心这些啊,又有多少人舍得花那不菲的价钱去买枯燥的官报来看。当然,宣报是有一个固定市场群体的,其办报初衷也是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,销量什么本就是次要的东西。

        而王增一系列的表现与举措,自然很中皇帝之意,大受刘文济认可与表扬。当然,王增的一系列操作,也饱受非议,毕竟过于逢迎媚上,有些人甚至把他祖父王朴摆出来了,老国公当年是何等风采,相比之下,王增今日之表现,岂不有辱先祖声名。

        对此,饱受过“家道中落”苦楚的王增,哪里会在意些许流言蜚语,比起那些非议,跻身中枢,光耀门楣,才是对祖父最好的汇报。若没有今时今日的地位,帝国上下,又有多少人会再想起、提起先祖呢?

        此番春闱,王增也以宣慰使的身份同知贡举,为大试副监。同时,刘文济又让集贤殿大学士、礼部侍郎杨亿以及大学士、秘书监朱祺为监考。

        杨亿与朱祺,一個是传统的博学鸿儒,一个湘江学派的扛旗者,二者之间在为政治学、思想道义方面的争论,已经延续二十多年了,二人从雍熙初期的太和楼里,一直辩论到端拱时代的庙堂上,也从当年的青年俊秀,成为了如今华发早生的学派领袖。

        主监考的阵容,可谓豪华,也表明着皇帝对礼制、德育、取士的重视,而与以往比起来,今年的春闱,透着一股迥然的气质,积极向上,又让人耳目一新。

        从结果来说,本届科考也是取士最多的一届,诸科加起来,足有428人被录取。当然,比起参考人数,录取比例实则是下降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同时,在取士上的分配,刘文济也深得世祖、太宗之真传,将前两届农工医算诸科被打压下去的录取比例又给提了上来。

        事实上,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、实践,朝廷内部对各专科已经有一定认同,毕竟进士、明经太卷,竞争太激励,考取难度太高。而明法、史科实则是传统科目的延伸,也容易被接受。

        相比之下,农工医算四科,虽然免不了被用有色眼镜看,但总归是一个命官前途。而除了更加重视积累、专业性最强的医科之外,其他三科,上手难度也相对较低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,不可否认的是,即便世祖、太宗推了这么多年,这些专科取士的发展前景,终究是有限的,除了社会意识、文化氛围、传统官僚的打压之外,本身的专业性就限制着其发展,而这个上限,也开始显现出来了。

        真正获得大发展的,只有一个科目,那就是明法科,尤其在太宗朝,雍熙时代可是一个彻彻底底的“明法时代”,这也在朝野间掀起了新一轮的“儒法之争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如今到刘文济上台了,在承继先帝遗志,继续明律强法的同时,他又默默推动“明算”了,这得益于在江南多年治政习务的经验,尤其在亲眼见识了东南经济的大发展之后,在国家管理尤其是财政管理上,刘文济也更倾向于更加“精细化”的管理。

        大量精于算术的官吏,就是重要基础,刘文济推动娄江学院的建立,其志也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,在他看来,一个会算账的官吏,不管是贪婪还是清廉,在管理上总是能聪明一些、灵活一些。

        因此,本届科考,在明算科的取士数目上,也达到历史之最,足有41人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,再怎么变革变化,进士科的核心地位依旧是不可动摇的,这是真正培养精英统治阶级的地方,进士出宰相,也成为一种趋势了。至少,这么多年来,就没听过其他科目有人进入加平章事,跨进政事堂的。

        从结果来看,端拱二年这一科,也着实挖掘了不少良才,别的少提,就说一甲三人。状元蔡齐,榜眼晏殊,探花范仲淹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是一次庶族的胜利!

        从这三人身上,能够发现一些明显的共性。蔡齐祖上虽曾为县令,但家道早衰,幼孤,寄身于外祖父家过活。晏殊出身平平,其父只是江南一捕役,只是勉强与体制沾点边,但他天生聪颖,幼时就能做文章,素有神童之名。

        相比之下,竟是范仲淹的出身最好,其父范墉早年在吴越为官,入汉之后,曾一度官至湖州知州。只可惜,范墉年命不永,去世时,范仲淹方四岁,又是一个幼孤贫而立大志的典型。

        由于范墉为官清廉,没有给范仲淹母子三人留下什么积蓄,其母谢氏抚养艰难,差点改嫁。也是适逢太宗继位,刷新吏治,偶尔听闻,竟有人在江南富贵州县任上,清贫如厮,留孀妻孤儿艰苦度日,了解其情后,太宗深受感动,责令苏州府出资,供养母子所需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此,范仲淹方才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,谈不上富贵,但官府每年的抚恤到位,再加其母勤劳,至少衣食能保证供应上。

        在见识生计之苦的同时,范仲淹与其兄长范仲温也刻苦读书,十八岁的时候,范仲淹考进娄江学院,三年学成,放弃到苏州为吏的推荐,而是选择北上到睢阳学院求学,数年寒窗苦读,博习经典要义,也彻底形成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。

        后回吴县,顺利考取贡生资质,获得进京大考的资格,终于端拱二年,一朝及第,成为探花郎。同时,其兄范仲温也在这一科,列明法科第九名。

        而进士一甲三名,也是几十年来平均年龄最低的一届了,蔡齐时年28岁,晏殊25岁,范仲淹27岁,可谓一扫多年以来科举取士之“暮气”。

        背后促成此事的,毫无疑问乃是皇帝刘文济,陈尧佐那些人,还没这等魄力与胆气,这也是刘文济给当今大汉朝廷注入的一股清流。

        而这届科举的结果,难免引发一些人的不满,除了攻击“专科取士”几十年的传统官僚们,还有那些更看重出身以及资历、“能力”的。

        有一个人的意见,比较让刘文济意外,那就是吏部尚书寇准,他说了一句怪话:天下精英,头甲三人,其二出于东南,北士无人耶?

        蔡齐、晏殊、范仲淹三人,没有如一般士子那样,照常被安排到朝廷诸部司进行轮值观政历练,也被没安排到三馆、翰林院去编书、写文章、磨砺心性,而是被皇帝召到身边,担任内阁伴读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样的待遇,于三者自是大幸,三人也由此,站在一个亲近的角度,见证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,一个由皇帝刘文济主导的帝国时代。

        (本章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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