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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宗篇50 花落谁家


明明是夏日,崇政殿却多少给人一种阴森压抑之感,殿内的白烛尚未撤去,发髻上明显又添了几分白丝的皇帝,则盘腿窝在宝座里,双肩耸起,后背微驼,默默地翻看着章德太子生前一些不为人知的作品与文章。

这些东西,在太子薨逝之后,便被封存起来,以备皇帝查阅。刘继礼生前作品还真不少,诗词歌赋,政论文章,其中还有不少极具文学价值,于刘文济而言,最有价值的东西则是以文见人,了解太子生前那些少为人知的心路历程......

阅之,则不胜感伤,国失其储,父失其子,不论哪一桩,对年逾花甲的刘文济来说,都是一场重大打击。良久,刘文济方才抬手轻轻拭了下发红的眼眶,冲侍立在御前的宦官石全彬吩咐道:“把这些东西,发还东宫,让弘文馆那些学学士、编修,将太子遗着,整理撰写成书,以为纪念......”

“是!”石全彬赶忙应道,心中莫名地松了口气。

皇帝的声音虽然沙哑而低沉,但比起前几日,已经平稳坚定了许多,显然正在慢慢地从太子薨逝的打击中恢复过来。毕竟,偌大的帝国,还需要皇帝陛下支撑着,尤其在国本动摇、人心思动的当下,更离不得老皇帝主持大局。

至少,也得等新太子确立之后......

石全彬,时年四十又一,但在皇帝身边当差,已经有七八年了,接的是前内侍行首郑康的班。仅从宫廷内部、内侍诸监系统来说,石全彬算是横空出世了,自世祖晚年以来,基本没有一个“内廷大总管”,像石全彬这样“年轻”。

经过近九十年的发展变迁,大汉宫廷的宦官逐渐形成了三个系统,一自是主掌通侍禁中、出入禁从的内侍后省,这是距离帝后及汉宫贵人们最近的一批人,地位远在其他的宦官之上;

二则是执掌宫廷诸监寺的内侍前省,这是一个事务性的部门,也是宫廷正常生活运转的主要维持者,实权很重,成分很复杂,斗争激烈,问题也多;

第三则是皇城司了,作为与武德司并列,一个以宦官为主体的特务监察机构,注定在宫廷内部具备特殊地位,不可动摇,也容易出人才。

三大系统,各有传承传统,也自有一套规矩规则,甚至在漫长的岁月中形成了“宦官世家”。石全彬就是“宦官世家”的产物,其祖父乃是世祖-太宗二朝时宫中的大太监石知颙,是内侍省排名前列的宦官,常年执掌宫中茶酒库监。

而出身内侍前省的石全彬,成为内侍后省的“大头目”,这也是帝国宦官三大系统之间界线打破,在人员、职事、权力上相互交流的一个重要标志。

与刘文济登基之初相比,建隆十九年的内廷三大系统,也有了很大的改变,一方面皇权的压制力更强了,一方面爪牙们越加锋利了。同时,向来固化的人事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或者说变故。

前内侍行首郑康,以收受贿赂、逾制僭越、干预朝政、欺官害民、凌虐生灵等罪被处死。这是明面上的理由,根本原因则在于他与前宰臣王钦若相互勾结,暗通款曲。

同时,执掌皇城司二十载皇城使蔡敬也在两年前遭贬,然后彻底消失,杳无音信,背景则是丁谓乞骸骨,其中有什么关联,不言而喻……

石全彬奉圣谕办差,离开未久,一名小黄门来报,皇城使陈巍求见。陈巍亦是内侍省黄门起家,其祖父名为陈延寿,最初乃是南粤国权宦之一,因早早投靠大汉,输诚于朝廷,潘美平定岭南之后,也顺利以“功臣”身份进入汉宫当职,就此延续下来。

而陈巍此来,自有要事汇报,在章德太子刘继礼薨逝后的这段日子里,整个宫廷内外,怕是没有比皇城司更紧张忙碌的衙司了。

一方面要彻查太子之薨背后是否还有隐情,另一方面,则是受诏命监控京畿之内一切动向,以刘文济之老谋深见,如何不知刘继礼之死给朝廷带来的重大影响。

这段时间,宫廷内外、朝野上下,在皇城司高效的努力下,无数消息向刘文济这边涌来,几乎将之淹没,而每一则消息,都会让他那颗阴沉的心,再度蒙上一层阴影。

当然,以刘文济这等老皇帝的见识经历,对于京中风波,不说心如止水,总归能够看淡几分,他年轻时候也那么过来的,这种场面不足为奇。

真正让刘文济感到心塞难受的是,有些人是真欺他年老,变得肆无忌惮,不知收敛,刘继礼尸骨未寒,下面就已经策动着、勾连着,要为他选个新太子了。

虽然打着巩固国本的名义,但刘文济又岂能为其所惑,岂能不怀疑其内心,太着急了......

而陈巍此番带来的,又是一则让刘文济万分恼火的事情,与济南公刘继德有关。刘继德,章德太子刘继礼胞弟,同为李皇后所生,建隆十五年诸皇子进爵,封济南公。

对于诸皇子,刘文济虽然要求很高,管束甚严,但在秘密监察上,一直以来却是很克制的,甚至禁止皇城司于诸皇子上肆意安插眼线。

但从刘继礼薨后,这条底线也迅速突破了,只因为,刘文济需要对诸皇子情况有更细致密切的关注,他要求的是一举一动都要报上来。

这种举措的背后,同样能够反映出刘文济的一些心理。作为一个合格且腹黑的皇帝,他即便有动情的一面,但更多是一个帝王的器量,那种唯我独尊、孤家寡人的气质。

或许在得知太子刘继礼薨逝的第一时间,伤心之余,他的潜意识里就已经琢磨起“如之奈何”的事情了......

而陈巍密报的,则济南公刘继德在章德太子薨逝之后及丧期之间的一些表现,其中有几点,十分致命。比如,在太子丧讯传至时,刘继德正与一干宾客饮宴,闻讯先喜而后哀;

比如,治丧期间,刘文济让诸皇子为兄长守灵,刘继德昏昏欲睡,极不耐烦,后又于府中与姬妾嬉戏,口出狂言;

比如,章德太子下葬后,朝廷册立新太子的呼声渐起,刘继德又召集幕僚宾客密议,内容大致是如何联络收买朝中大臣,争夺太子之位......

当这些情况从陈巍这里得知时,刘文济虽然保持着一个帝王怀疑一切的习惯,但情绪也明显受到影响,语气都阴冷了下来,目光冷冽而锐利地盯着陈巍:“这些情况属实?”

“句句属实,济南公言行举止,甚少遮掩,证人颇多,随时可供陛下查核!”陈巍以一种谨慎的姿态,向刘文济保证着。

闻之,刘文济沉默了,好一会儿后,疲惫的声音方从嘴里吐出:“朕知道了!你退下吧,济南公府的一举一动,交结了什么人,又有谁响应,都给朕如实记录!”

待陈巍离去,刘文济不由挺直了上身,整个人周遭仿佛环绕着一股阴沉之气,气息也慢慢急促起来,终是忍不住怒斥一声:“蠢材!你也想当太子!”

虽然内心愤怒不满,但刘文济再一次深刻地认识到,新太子是他与大汉帝国,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。而这个问题,几乎伴随着他整个统治末期生涯。

而围绕着新太子的推举,快速地在帝国上层形成了一个政治旋涡,几乎将所有中枢朝臣都吞噬其中,只要在这个权力场间,少有能置身其外者。

在这件事上,大汉帝国上层的权贵们,似乎都一一苏醒了,包括那些家世显赫,但在岁月流逝之下,已经渐渐边缘化的开国公侯,元从故旧。而这种斗争,几乎是无法避免的。

勋贵大臣们,实在给了皇帝刘文济半年多的缓和时间,希望他能从丧之之痛的阴影中恢复过来。因此,一直到建隆二十年春,随着京畿道布政使柴熙让(前以吏部尚书职出任)上奏,请立太子,早定国本,这场酝酿了半年多的暗流,终于彻底暴露了出来。

紧随柴熙让之后,请立太子的奏章有如雪片一般飞向皇帝刘文济,这还是明请的,还有诸多旁敲侧击、拐弯抹角,以各种形式向皇帝暗示的,类似的奏疏,十张皇帝御用大案都盛不下。

而这种风正式吹起来之后,在没个确切的结果之前,就很难平复下去了。随着“册立太子”的呼声甚嚣尘上,遍及朝野,对储君的意见,朝廷内部也逐渐正式地分裂成三派。

睢阳公刘继英以及皇长孙刘维箴,这是最核心的两派,还有一派,则是持“中立”态度,准确地讲,遵圣谕而行。但不论哪一派,在请立太子的事务上,态度是一致的。不管是存有怎样心思与谋划,太子该当及早确立。

而刘继英、刘维箴两人支持者们之间的争斗,也形成了开国以来帝国在继嗣问题上第一次尖锐的、大规模的政斗,影响之深远,甚至一度使朝政糜废。

双方从大方向上,代表了自世祖时代起就延续下来的两股势力的斗争,贵庶集团的角力。支持刘继英的,当然是以杨氏为首的军功贵族们,刘维箴则以庶族官僚集团居多,同时,也不乏贵族支持,毕竟杨氏树大招风,难免引人嫉妒,另一方面,在杨家也很难完全代表帝国的军功贵族阶级。

这也导致两者之间,实力与影响相对均衡,因此,如果仅凭臣僚们自己推戴拥立,是很难迅速出一个结果的。事实上也是如此,从建隆二十年,一直到建隆二十二年,为了将目标对象扶上位,帝国的权贵们是绞尽脑汁,各显神通,从鼓噪推戴,迅速演变成相互攻讦,一场大型的党争,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在刘文济统治时期出现了.....

朝廷的风气,为之一改,建隆时代维持了二十年的清明政治,也不可避免地多了几分污浊与阴霾,甚至从中枢,传导至地方,最夸张时,连一边远州县官吏,都不禁参与到太子的讨论中来,其中不乏用自己的办法表明支持之意。

这样的局面,是远超很多人最初之意料的,没人能想到,太子之位能拖这么久,而造成这样的结果与影响,皇帝刘文济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。

因为,一切的本质,还在于刘文济内心的犹疑。

同诸权贵大臣一般,刘文济对继嗣之君的人选,也是从刘继英、刘维箴二者之间考虑。但最终选择谁,却难有个果断的决定,每个人,都让刘文济顾虑重重。

刘继英,性沉稳,有志气,涵养足,是一个标准的皇室教育出的精英,虽然少锻炼,但毕竟还年轻,极具培养价值,未来可期,身份上也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。

唯一让刘文济顾虑的,恰恰是杨氏外戚的影响,看看以杨氏外戚及一干军功贵族们组织起来的“睢阳派”吧,那等声势,让刘文济都不禁侧目。

即便有诸多身不由己的地方,但杨氏之盛,并且持续了这么多年,甚至影响到下一代帝王了,刘文济是怎么都无法忽视这些因素的。

刘文济毕竟也是个老皇帝了,而老皇帝最不安的就是掌控力的减弱,有些忧虑甚至能盖过理性......

刘维箴,太子死时,也有十九岁,年纪上并没有什么大问题,但性情上,比其父更加迂腐懦弱,虽然一样孝顺恭敬,但其短智迟钝,一度让刘文济看得都着急。

但是,朝野上下,偏偏支持者众多,并且涵盖诸多阶层,各派势力,人声虽杂,但其意甚坚,尤其是一些又臭又硬的谏臣,更是打着“死谏”的名头,要维持帝国正统!

正统!这个词,刘文济为之努力争取了一辈子,没曾想,最终却在继嗣的问题上,通过这样的方式被认可,说来也有那么几分可笑......

皇帝犹豫不决,传递出的模糊信号,自然给人钻营者浑水摸鱼的机会,夺嫡之势既成,斗争起来便是无休无止。虽然刘文济在这个过程中,也以严厉手段进行弹压,但表面上控制得住,但潜流依旧,他也震慑不住那骚动的人心。

也就导致,在建隆二十到二十二年这三年间,朝廷中枢的氛围十分紧张,为了禁止两派之间那种层出不穷、跌破下限的争斗,刘文济不得不以执政以来最酷烈的手段与作风去镇压,一大批的大臣遭到贬谪,其中不乏有识之士,忠臣孝子。

比如,在刘文济的大力提拔下,已经升任洛阳府尹的范仲淹,见太子之争,波及朝野,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稳定,对此痛心疾首,上表进谏。

言辞固然激切了几分,其中不乏影射政事堂诸相尸位素餐,坐视斗争,不为君王社稷尽心参谋之言。范仲淹的奏章,不只引起了刘文济的厌烦,还惹恼了那一干宰相。

尚书令陈尧佐,财政使吕夷简,先后上奏,弹劾范仲淹,说他不敬宰相、妄议朝政。罪名虽然很弱,但刘文济恼怒之下,于建隆二十一年春,将范仲淹贬到陇右道当布政副使了。

由此,开启了范仲淹在陇右长达七年仕途生涯,在那七年间,范仲淹也没有片刻放松,时刻关心朝局,忧怀君王。并且,在陇右完成了两件大事。

一是在曹利用的基础上,进一步巩固大汉在青唐地区的统治,将帝国统治影响向高原深处辐射;二则推动陇右道治西迁兰州,一直以来,陇右道治都在凤翔府,从地理上来讲,偏重于东方,尤其在对青唐地区开拓益深的情况下。

也是从范仲淹遭贬开始,朝廷重臣,一一遭到刘文济的整顿,柴熙让被贬到高昌道任主官,吕夷简外放辽东,到建隆二十二年,尚书令陈尧佐罢相。

到这个时候,朝堂之上虽然在刘文济的镇压下平静了下来,但关于太子的争斗却在帝国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,面对这种情况,刘文济既然恼怒,又无奈。

面对众多纷争,刘文济是日益疲敝,也清楚地知道,太子之事,是不能再拖了,他必须得做决定了,否则祸患或许就将起于忽微了。

在历朝历代的诸多权力争斗中,在那些漫长的角力之下,最终比拼的实则并不是有多优秀,而是比少犯错。而在太子之位的争夺上,这条规则同样适用......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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